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组织技术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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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要高度重视社会治理的组织技术研究和应用

作者:游敏

作为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统筹兼顾历来是我们国家治理的一项根本办法。问题是国家治理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如何实现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显然“光靠经验方法不行,必须有现代化的科学方法”(钱学森)。[①]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面对大量跨行业、跨地区的事务性、政策性工作和巨量的、不同性质的国民经济数据,如何高效、及时、科学地处理?如何提升和改进我们习以为常的——通过“发文件、开小会、抓人头”的老方法去协调国家治理事务?如何克服各级行政管理中经常出现的政策随意性大、决策缺乏系统分析,执行过程中没有刚性约束,以致于拍脑袋搞规划、多龙治水,行政部门政策分割、自相矛盾且可操作性差等大量力不从心的问题,都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同时,官僚主义现象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连续用了24个排比句来形容它的表现形式和严重危害![②]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审视我国漫长的国家管理史,就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的事实: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提升行政能力,光靠制度也还是不够的!例如: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张居正曾从“综合名实”入手推进改革,其切身体会是:“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他更认为“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才,三等人自己干”,不过现实让他遇到的却是:“法密则扰、政严则苦”的历史难题。[③]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也曾总结道:历史上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信息交通不畅等客观原因和官僚主义成风成习,国家“从来就无法用数目字管理”,“……文官集团只注重他们相互标榜的逻辑(实际上只是一种名分)的完整,事实上的成败好坏倒可以视为次要……各种马虎参错,也能掩盖。此外以抽象的道德代替工作效率,以礼仪算为实际行政,都有两千多年历史作为依据” [④]。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不仅在于行政低效,它还严重地损害国家竞争力和危机时的应急处理能力,尤其是整个社会如果长期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氛围的浸染,各级官僚从认真到无法认真,最终导致的往往总是无法无天的乱作为或者难得糊涂的不作为。在现实中,大量的社会稳定风险往往并非决策事项本身所致,而是由决策实施过程中官僚组织内部各种错综复杂关系造成的。久而久之,要总结社会突出问题的原因到底是决策所误,还是执行过程中的扭曲所致,难免陷入了说不清的两难境地,这样几个来回折腾下来,渐渐地养成了各种因循麻木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国民素质,以至于决策者最后只能屈就于执行过程中各种变形走样的“客观事实”。这个至今依然必须正视的大问题,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都有大量的具体事实说明。当前全球各国步入新的“春秋战国”时代,解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必须结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探索解决上述老问题的新办法。

钱学森同志曾经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复杂、艰巨而伟大的工程……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具备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学会现代化的预测、组织、管理、决策和领导的科学方法……研究和创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⑤]但是时到今日,信息化、标准化、系统协调控制等重要组织技术的应用在许多领导干部眼里依然还是技术人员的事情,不少单位内部部门分割、信息孤岛、推诿扯皮、得过且过、管理失据,深化改革的决策缺乏统筹协调的方法与技术支撑,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国家的各项行政工作之中。

钱学森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认识要全面,方法要革新,要改革”,[⑥]他指出:“搞社会系统工程还需要大大发展它的工具理论,即运筹学和控制论,把它们向巨系统方向推进”。[⑦]晚年他曾经充满激情地说,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他余生想促进的事情。其重要的探索成果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应用信息技术建立起来的“定性定量综合集成功能厅的办法”![⑧]

我们需要正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民族有不少优秀人物都曾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想方设法、呕心沥血,但是难改每况愈下的趋势,这里既有封建帝制家天下的根本原因,也有大一统国家受信息、交通制约和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文化所致,如果从社会组织行为规律的角度看我们至今依然需要客观并清醒地正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要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寻找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解决历史痼疾的战略性机遇:一方面东西文化的碰撞、交融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文化上的正本清源工作,重视“中道、中观”与西方形式逻辑“排中律”的辩证关系,吸收西方文明,通过综合创新,重塑东方文明,占领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话语体系的制高点;另一方面要把握时代生产力的特点和历史性机遇,积极探索并应用以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为支撑的社会组织管理技术,克服大国治理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痼疾!

当前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许多干部在党校或者业余学习中,往往总是对曾国藩、孙子兵法等感兴趣,而一旦要开或者推荐管理技术、管理与标准化、系统科学等方面的课和书籍,则总觉得那是技术人员的事情。他们不能正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没有看到人与技术相比在“耐心、记忆、巨量事务、不同性质经济数据的系统分析与综合集成、行政流程处理”等方面有天生的不足之处,而技术人员则刚好又缺乏行政经验,如果两者长期脱节,其结果则必然应了《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中提出的:法治的不完善以及落后的技术将使中国的治理制度显得落伍!

记得当年朱元璋强力反腐败时的感慨:为什么在国子监精心培养的学子,熟读四书五经,到了基层不久就沦为贪官污吏呢?历史的复杂性、制约大国治理的诸多客观因数需要我们非常客观地正视和面对。当前我们要跳出历史周期律,形成有效、有序的高效行政和积极有力的社会监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立足根本和长远;需要广大党政干部和社会组织与企业管理者,克服这方面多少存在的“精神懈怠和能力不足”的危险!高度重视钱学森晚年探索总结的“组织管理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⑨]

作者邮箱:youmin99@126.com


[①]黄顺基、涂序彦、钟义信,《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前言(第1页)。

[②]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该文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③] 明朝张居正的新政尤以考成法受到的诽议最大。万历三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上书反对考成法,他说道:“政严则苦,法密则扰,非所以培元气存大体也。希望本之和平,依于忠厚,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

[④]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25页。

[⑤]黄顺基、涂序彦、钟义信,《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前言(第二页)。

[⑥] 黄顺基、涂序彦、钟义信,《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第170页。.

[⑦]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15页。

[⑧] 姜璐.钱学森论系统科学(讲话篇),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第22.页。

[⑨] 黄顺基、涂序彦、钟义信,《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科学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前言第1页。

2017年12月4日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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